童年的大杂院儿

和上海不同,北京老城(东城、西城、崇文、宣武)直到如今也没什么高耸突兀的建筑,在我小时候就更是如此,没什么高过昔日皇家建筑的,这一点你登上景山就会发现。

然而就在这四方开阔发灰的老城区里,却有两座突兀的白塔:一座在北海,这个去过北京游玩的应该都见过;还有一座在妙应寺,位于西四与阜成门之间如今叫白塔寺的地方。而白塔寺下的胡同区,就是我度过整个童年的大杂院儿所在了。

大杂院儿不是四合院儿,后者是有钱人家住的,独门独户,正南正北,四四方方,进门就是一大影背墙。大杂院儿可以等同于贫民窟,但比孟买的那种棚户可好多了(看过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应该知道)。

我小时候居住的大杂院儿,是在五十年代的老公房(平房)基础上,历经几十年“私搭乱建”的产物。记得小时候院子还是很大的(也可能那时候人小),种满了花花草草,到后来慢慢各家都开始搭建小火房(厨房),扩建下水道及自来水管(最早全院儿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),院子就越来越“杂”了。以至于原来一个院子慢慢被房子分成了前院儿,后院儿,西园儿。为什么没有东院儿呢?因为院子不是四方对称的,入口在东侧,进院先是一棵巨大的椿树,树以西是我们5号院儿,以东是3号院儿了。

大杂院儿大都是没有厕所的,要解决问题只有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,就是那种能让老外受惊的可以看见黄白(手纸)之物的蹲坑。公厕设施简陋,没有取暖或电扇。在这里是最能体现共产之精神的的了,因为一点隐私都没有,无论是视觉的、听觉的还是嗅觉的。由于蹲坑颇为简陋,其实就是若干水泥板搭在面对面的两条一米多深的壕沟上,冬天若是结冰,还真是得小心不要掉下去。不过根据我十多年的经验,还真没听说有谁失足,大家蹲在半空,抽烟的抽烟,看报的看报,聊天的聊天,各得其所。

小时候院子里都是土地,虽然一下雨就会和泥,但纯自然的土地提供了很多童年的乐子。比如挖坑儿和和泥、玩玩弹球儿,开水浇浇蚂蚁洞,抓个虫子玩玩儿什么的。土地上有空余的地方都被种上了花花草草,一开始我家种了很多观赏植物:月季啊、夹竹桃啊。到后来,估计是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大家开始种“经济作物”了,倒也不会拿去卖,只是自给的,多的分给街坊四邻。我家门前先后种过扁豆、葡萄、丝瓜。再后来,家里有钱了,土地就都变成自建房和水泥路了。

院子里除了盆栽的就只剩下那棵巨大的椿树了,它之所以幸免主要有三个原因:第一,它是椿树,可不是香椿,是臭椿,不能吃的。隔壁院儿的香椿树早早的就被吃光了叶子死翘翘了;第二,它太大了,十多米高,一个成人环抱不了,树冠可以为整个院子遮阳。树根据说蔓延至五十米外的马路对面了。砍树容易,但树根都刨出来估计要拆倒方圆7、8个院落;最后一个原因是至少目前那里还没有被野蛮动迁。

北方的四季分明,大杂院儿也想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着岁月轮回。

春寒料峭,知道四五月份才有些暖意,院子里的椿树和樱桃树开花是明显的标志,可几乎是转眼间天气就热了。夏天有大树好乘凉,而且我小时候天也没现在这么热的邪乎。大家屋里有个电扇就不错了,大部分靠扇子扇。天热的过了,就铺席子睡地上,平房接地气,睡地上很凉快,而且北京也没南方那么潮。夏夜里坐在葡萄架下的竹躺椅上乘凉,院子里的大人们都在一起喝茶侃大山,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。

秋高气爽,瓦蓝瓦蓝的天空里回旋着时远时近的鸽哨,隐约能听见白塔的铜铃在秋风里叮当。快入冬了,家家开始搪烟囱(去除烟囱里的灰垢),用厚实的白纸浆糊封好烟囱的接缝,准备取暖火炉。这种炉台都比较宽大,可以用来烤个白薯什么的,呵呵。

这种火炉直接放在睡觉的屋里,很容易煤气中毒的,所以烟囱一定不能有缝隙,还要装风斗在窗户上。如下图,风斗就是扣在抬头窗上的纸斗,后面的窗户玻璃去掉,由于它的口朝上的形状,外面的冷气不大容易进屋,但屋里的空气可以向外飘出。

火炉大都烧得是蜂窝煤,冬天的大杂院儿里,见到的最多的就是蜂窝煤堆和大白菜堆了,备足了这两样,就安稳能过冬了。

老北京过年是最有味道的,那时候也没有禁放,寒假里我总是早早的储备一箱子鞭炮,大部分是2块钱100响儿的“小鞭儿,雪地里堆雪人放鞭炮感觉很是惬意,有一年滚了个大雪球,悄悄扣到院子里一口闲置的水缸下,居然到第二年入夏了还没化完。

每次快过年,姥姥也开始忙活着准备过年的伙食,老令儿讲究过年不能动刀,所以年三十儿前就要准备好各种吃的,放满一件小火房,这个将来我会在Playback系列里面慢慢讲。

年三十晚上年夜饭、看春晚是固定节目,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,春晚可是必须有的。记得年三十晚上还要给老人拜年,记忆尤其深刻的是给老祖儿(姥爷的妈)的照片磕头之后,姥爷给发红包。

年夜里放鞭炮也是必不可少的,就在院子里,回想起来真是容易起火的,但我们院子至少没出过事儿,即便是费翔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那年。而且鞭炮落在地上是不能扫的,直到破五儿放完最后的挂鞭,院子的空地上都是红红的一层,取个吉祥。

大杂院儿里生活的人们大都是现在所谓的工薪阶层,当然也有好多无业的。大家相处的都很近,打照面时都像称呼自家亲戚一样的称呼,小孩子见到长辈不叫的,肯定会被家长数落一通。我也记不清当时院子里有多少个姨和舅舅了,反正天天见,比亲戚还亲了。北京人见面还喜欢来一句”吃了么您呐“,甭管是不是在饭点还是在去厕所的路上,习惯了,就通用了。

前年回去过一次,老胡同改造,原来的临街的院子因为马路拓宽,都拆了。万幸我的大杂院儿还在,不过更加拥挤了,除了狭窄的过道儿就是各家的房子,估计都在等有一天拆迁吧,迟早的。院子里冷清多了,老椿树还倔强的立在那儿,昔日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不知去哪里了,偶有不认识的小孩子,穿的像美国街头黑人一样邋里邋遢的,默然的从我面前晃过,没有任何招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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